2024年6月18日下午,武汉大学古籍所“古典研究前沿讲座”第十二讲在振华楼文学院一楼会议室举行,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鲁国尧先生主讲,主题为“艰难的历程——中国人认识自己语音的千年史”。此次讲座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熊桂芬老师主持,古籍所李广宽、赵清泉,汉语言文字学教研室萧红、张延成、王统尚、陈练文、刘翔宇、陈菡等老师及相关专业学生悉数到场聆听了讲座。
讲座伊始,鲁国尧先生以古希腊文明遗址德尔菲神庙中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为楔子,强调了语言是人类最神奇、也最难认识的能力之一;认识自己的语言,就是不断地认识自己,也是认识自己这一行动的组成部分。接着,鲁先生从学术史的角度,带领在座师生回顾了公元2世纪至12世纪中国人认识汉语语音结构的四个阶段。
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鲁先生分别介绍了训诂、文字和音韵学领域最早的“三部祖书”:《尔雅》《说文解字》和《声类》,并提出了问题:为何韵书《声类》出现最晚且最终亡佚?他解释道,这是因为文字可以突破时空的制约得以传承,而语音必须要转化为视觉符号才能克服这一局限。由于汉字是非字母文字,就早期的古代中国而言,只能采用以汉字注音汉字的方法,鲁先生称为“整音注音法”,包括描摹法和直音法。但是,描摹法的文字描述往往晦涩难懂,直音法的同音字又偶尔隐僻难识,于是,公元2世纪开始出现了取反切上、下字分别表示汉字声、韵母的“拆音法”,实现了汉语注音的质的飞跃,此为中国人认识汉语语音的第一阶段。另外,对于反切上、下字太多是反切的一大弊病这一观点,鲁先生持有不同的看法:价值评判应该根据当时的生态环境,初期反切用字多、可随意取用正是反切法的大优点。同时,他还对学界盛行的反切缘于佛经汉译说提出了三点质疑,并总结了反切在汉语语音学史上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随后,鲁先生谈到了中国人认识自己语音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对韵母的提取和组织。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文学作品是诗,诗必有韵,促使人们类聚韵字,大量双声叠韵的连绵词也推进了人们从汉语音节中剥离出韵母,3世纪便出现了最早的韵书。第三阶段是对声调的认识,中国人在5世纪发现了平上去入四声,并对声调及其应用作了有价值的研究,南北朝后期出现了纳入声调要素的韵书,迎来了韵书编撰的第一个高潮。
鲁先生认为,《切韵》《王韵》《唐韵》《广韵》这类吸收声调要素的韵书才是真正意义上成熟的韵书,它们的大韵排列都有良好的次序;不过小韵排列则比较杂乱,这是因为当时对声纽的认识和研究水平低下。古人翻译佛经要学习梵文,梵文是拼音文字,有14个元音,33个辅音。梵文元音依次跟辅音相拼的练音表就是悉昙,唐人受到梵语悉昙文的启发,在梵文辅音体系及其五音分类的影响下创制了敦煌守温三十字母,后又有宋人三十六字母。鲁先生强调,自主创造发明与接受外来影响是人类文化史上的普遍现象,汉语的韵母、声调学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声母学说则受到梵语语音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开始于9至10世纪、完善于12世纪的切韵图(《韵镜》《七音略》),标志着中国人对自己语音的认识已至成熟阶段。这种矩形网状结构的切韵图,声、韵、调安排秩然有序,体现了音位学的原则。至此,中国人完成了认识汉语语音结构的千年历程。
最后,熊老师总结了本次讲座内容,提倡同学们向鲁先生学习,在治学过程中要广泛阅读文献材料,并提出深刻的问题与见解,在理论层面构建自己的术语概念体系。同时,她还谈到中国人对自己语音的认识与研究历史悠久、成就辉煌,我们应当感到自豪,为继承和发扬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持续探索、不断努力。(文:谢天/图:李清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