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4日早上，应武汉大学文学院的邀请，清华大学历史系长聘副教授马楠老师在振华楼215会议室带来题为《<宋史·艺文志>再认识》的学术讲座。马楠老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献，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古典文献研究》《历史文献研究》《文物》等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余篇。本次讲座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汪超老师主持。

讲座伊始，马楠老师通过介绍《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的概况和研究意义引入主题。《宋志》是正史目录里最后一部记录藏书的目录，主体著录部分是根据三朝、两朝、四朝、中兴凡四种《国史艺文志》合并去重的，但如果把四种志书不分主次地简单凑拢到一起，排序作者生卒年的工作将会非常繁琐，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宋志》整合文献的具体方法，厘清四部志书反映到《宋志》中的结构和层次。

接着马楠老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分层比对，来离析《宋志》中作为其著录来源的几种书目。马楠老师认为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对《宋志》总集中王勉的楚辞书籍的辨析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我们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推断《宋志》的文献来源：一是分类，比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前的艺文志都列入经解类，只有《中兴国史艺文志》（以下简称《中兴志》）入小学类，那么《宋志》中重出于小学类的《经典释文》可以推断来自于《中兴志》。二是题名，如樊绰《南蛮记》，《崇文总目》作“《蛮书》”，《中兴馆阁书目》记载与《宋志》相同，则可判断《宋志》中此则源于《中兴馆阁书目》。三是撰人，四是卷帙，判断的方法大致同上。

然后马楠老师结合大量文献比对的证据，归纳了研究所得的三点结论：第一，《中兴志》与《宋志》高度吻合，是《宋志》的蓝本。从卷数看，《宋志》大概有三分之二来自于《中兴志》，《宋志》是以《中兴志》记录的作者生卒先后（先秦两汉至宁宗嘉定）为基础，插入其他三种《国史艺文志》。二者的吻合体现在卷帙、撰人、小注、重出、次第等信息中，当《中兴志》与其他目录记载歧异时，《宋志》往往保留《中兴志》的记载，甚至其疏失不确处也一并沿袭。既然《中兴志》是主体，我们可以产生一种思路，即把《宋志》中其他三种《国史艺文志》剥离出来，就只剩下《中兴志》了，这与直接对《中兴志》进行辑佚是不同的两个路线。第二，《四朝国史艺文志》根据实录等文献修书进呈颁下记录添入，系孝宗时馆臣“溯四朝之当有”。因为官修书中仪注、刑法类卷帙庞大，实录中所附名臣传会记载传主著述，因而马楠老师以仪注类、刑法类、别集类为考察对象，着重讲解了从中借助时间特征拆分《四朝国史艺文志》的方法。第三，《玉海》所引“国史志”内容全部在英宗治平以前，皆为三朝与两朝《国史艺文志》；太宗、太祖、真宗时候官修书、进呈书更可能属于《三朝国史艺文志》；《玉海》所引《国史艺文志》宋以前的著述更可能出自《三朝国史艺文志》。

在最后的交流环节，马楠老师耐心解答了同学们关于《郡斋读书志》四卷与二十卷本形成的疑问、依据目录中的生卒顺序推断史源这一方法的适用性问题，以及原始文献的充分性与文献学研究的写作方法的问题。韦胤宗老师就目录学辑佚与考证的技术方法中是否存在循环论证的风险，以及史志目录中当代存藏和前代著述之分的相关问题，与马老师进行了交流。汪超老师指出了近年文学界探索文本的生成和不确定性的研究趣向，强调了本次讲座对于文学专业同学在方法论上的启示作用。讲座在老师与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吴奇壕 图：申晓清 邀请人：汪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