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晚上，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亚先生应邀在文学院进行了一场题为“日本因素影响的正负效应与中国新诗的主体超越”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汪树东教授主持，陈溪、裴亮、吴海洋等老师出席。

讲座开始，罗振亚教授提出，中国新诗在每个时段的话语建构中，均有日本因素的介入、规约和影响，这种介入、规约和影响使中国新诗拥有令人企美的“高起点”，而且在前行途中总能适时地遇见补充马力和营养的“加油站”，一路上个性尽显，即常以簇新、先锐的姿态出现，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同世界诗歌潮流的接轨与融汇，宣显出喧腾纷繁的景观。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本土思维和异域思维的碰撞，决定了中国新诗常以簇新、先锐的姿态出现，领时代的风气之先；二是把日本作为接受海外文学文化的“中转站”，进行艺术补给，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同世界诗歌潮流的接轨与融汇；三是多借助群落的集束性生存方式出现，宣显出中国新诗喧腾纷繁的景观，也壮大了新诗的声威。

然而，罗振亚教授紧接着提出日本借镜对中国新诗也不乏负面效应，表现是中国新诗在吸收日本营养过程中功利性太强，浮躁气过重，常盲目“跟进”与仿效；“仰视”的接受态度和方式，遮蔽、扼制了主体意识，造成对日本因素一定程度的“误读”；过度倚重政治因素，常以感性压倒理性，以思想取代艺术。明治维新以来，在学习西方文学之路上，日本文学之路走得也并不那么从容，因匆忙而时有“消化不良”，误入过一些“岔路”和“弯路”，诗歌创作上令人耳熟能详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诗人十分鲜见。以之为榜样，“全盘吸收”，本身就隐含着一定风险，偶尔会菁芜不辨，甚至错把毒草当鲜花。何况，中国诗人在学习过程中有时又不得法，“拿来”经验的同时，教训和错误也被裹挟进来不少，“自伤”的尴尬自然就在所难免了。

讲座最后，罗振亚教授提出，因为有中国的民族精神、现实境况和艺术传统特质等因素压着阵脚，中国新诗在借鉴过程中总能保持独立个性与品格，对日本异质文化系统自觉消化，有所扬弃，以不同程度的“增殖”和“变异”，在“日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化日”。这启示后来者新诗只有开放方可获得与全球诗歌对话的权利，但在开放过程中必须注意使异域的艺术经验中国化。

互动环节中，罗振亚教授首先告诉青年学生们，在学术生涯里要坚守住自己的发现，并且发扬光大，形成自己的研究系统。他以《从意象到事态——后朦胧诗抒情策略的转移》为例，说该论文的形成正源于当时他发现了抒情诗中出现许多叙事的因素。此后，罗教授回应了现场师生提出的“当今的中国社会是否需要功利化的诗歌观念”等问题，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最后，汪树东教授对讲座进行总结，称赞其视野开阔、思维辩证，对我们的新诗研究、学术研究十分具有启发性。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邀请人：汪树东  文：马靓蝶；图：陈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