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5日下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研究员应邀来武汉大学文学院，带来了一场题为“古文献学学科体系初探”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韦胤宗特聘副研究员主持，古籍整理研究所邓福禄教授、李广宽、李寒光、赵昱等青年教师，以及汉语言文字学教研室的刘丹、陈菡老师参加了讲座。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也纷纷来到现场，聆听了讲座。
讲座一开始，孙显斌老师介绍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成立背景，以及研究所“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司南复原等近期成果。孙老师说这场讲座的题目从在北大读书时已经开始思考，所谓“初探”，是指他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
首先，孙老师指出文献是一种史料。史料可以分为四大类：实物、图像、文献、口头资料。实物史料对应的是考古文博专业研究；图像史料在国内外对应的是考古和美术史研究；口头资料对应的是民俗学、民间文学等研究。文献是四种史料之一，探究古文献学科体系，可以比较它与实物、图像、口头资料等史料的异同特点，比较它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的相同和不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献是最重要的史料，因为它传达的信息内容最丰富。同考古文博学、民俗学等一样，文献学当然也有资格成为独立的学科，它与其他史料学科一起支撑了古典语言学、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所有古典研究。
然后，孙老师讨论了文献纵向、横向两个构成层次，为分析古文献学科体系的框架做准备。文献可分为四个纵向层次：文本，记录方式，记录符号，载体。文本内容必须有所依附，因此记录符号、记录方式、载体都属于文献的物质形式。目前，文本性研究比较成熟，文本物质性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孙老师指出深入探讨文献的物质性与文本性的关系，可能是更有意义的研究。以上四个层次，是从静态角度来讲的。而从动态角度来说，它有自己流通的生命过程，包括“文献生产、整理、揭示、传播、收藏和利用等一系列的社会运动过程”。
紧接着，孙老师回顾了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讨论情况。他认为，一个学科的成立，相对其他学科，除了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或属性外，还要有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最早对古文献学科体系及理论进行讨论的，是白寿彝先生，白先生指出“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这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体系阐释得很完善。浙江大学洪湛侯先生提出了体、法、史、论，将文献载体（体）单独列了出来，法是应用，史是历史，论便是理论。潘树广等先生也将文献学体系分为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三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任何学科体系都有自己的理论、历史与应用的部分。因此，孙老师指出古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应分为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这三部分。
关于理论研究，孙老师讲解了古文献的“历时性”问题与构成层次问题，指出理解古文献学的“古”实际是一种“历时性”。文献在长期的流传和积累过程中，会出现文献的原本性和完整性、文献的可读性和可解性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历时性相关，古文献学核心便是解决文献“历时性”问题。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指出文本有三层含义：文本的言语意义、文本的表达意义、文本的蕴含意义。古文献学研究主要涉及前两个层次，而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主要是研究后两个层次，两者有交叉，但又各有侧重。在此基础上，孙老师提出了解读古文献的两个理论和方法。理论之一：文本解释，即解读古文献的理论和方法。狄尔泰认为和自然科学相对的便是精神科学（即人文学科），理解和解释是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自然科学靠的是实验和推理。人文学科要懂得同情地理解，要通过自己的经历类比别人去达成理解。董洪利先生在《古籍的阐释》中将伽达默尔“视界融合”理论引入到古文献的解读中来。作品视界，包括作者的“前理解”与言说的语境虽然无法完全再现，但它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解释者视界的活动范围受限于此，解释活动的目的，即是将解释者视界与作品视界无限逼近。在解释的过程中就需要尽量排除“先见”等因素，做“同情之理解”，或者说“回到事实本身”。即要尽量回到文献产生的语境去理解文献。创造性与还原性正是文本解释学内部张力所在。理论之二：文本分析，即如何理解和分析古文献形成过程的理论和方法。对应的是古文献中的校勘学。西方学术中校勘学对应的英文术语为“textual criticism”，《大英百科全书》的释义为“将文本尽可能接近地恢复其原始形式的一门技艺”。实际上，古文献的形成也往往不是单一层次的，而是多时代和多作者的叠加。由于掌握的材料有限，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尽可能”地恢复文本的原始面貌而已。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文本形成过程的认识，不断被解析出来的文本形成的层层叠加情况，即是文本的发生过程，它蕴含了文本形成过程中的编纂史、研究史、社会史、思想史等诸方面问题，这与恢复文本的原始面貌一样重要，并行不悖。文本在被传播、校勘、再创作等过程中形成的文本层次，正是我们需要借助一套“工具箱”去还原的。孙老师进一步补充，文本分析的方法当然包括版本、校勘、辨伪等传统文献学的方法，但拓展的空间依然很大，许多基础的工作尚待开发。
随后，孙老师谈了古文献学的应用研究与历史研究。古文献的应用研究要具体落实到文献学分支探究上。他利用认识文献本体的两条线索，即以文献的构成层次为纵向线索，以文献的生命过程为横向线索来重新划分和整合其分支领域，得到下图：
古文献学的应用部分分支以往列举众多，如类别体式、编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注释、翻译、典藏、聚散、阅读、考证、史源、避讳等等，都可以纳入到上图的八个分支中。孙老师着重谈了文献的编撰分支，因为大家虽然讨论了很多文献编撰的问题，却很少有“编撰学”这一提法。最后，孙老师指出古文献学的历史研究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古文献的发展史，这包括古文献的物质文化史、出版史、阅读史、典藏史等方面；第二部分便是古文献研究的发展史。
孙老师的精彩讲座赢得了全场热烈掌声，意犹未尽的同学们纷纷举手提问。针对因为会受到现实语境的干扰，当下人书写当下历史是否可行的问题，孙老师认为历史确实应该拉开距离书写，才更客观，但我们生活在当下，能更好地感知到当下语境，这种感知是真实的，成为当代史能被书写的理由之一。关于为何唐代重大科技发明少，宋代反而多的问题，孙老师指出唐代的繁盛可能是因为基于前代不断积累，进入和平时期后，前代积累的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最终结出硕果，从而形成盛世。在思想领域，唐代同样沉寂。而宋代儒释道融合，催生了宋明理学，创造了中国思想新的高峰，也同样显示了很强创造力。（文/王爽 图/李寒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