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晚，武汉大学长江论坛第82讲在文学院二楼第一报告厅举办，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主讲，报告题目为：谈谈版本学与校勘学的相互为用——以《十三经注疏汇校》为例。杜教授以正在主持的《十三经注疏汇校》为例，深入浅出地阐释了版本学与校勘学的任务和相互为用。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李寒光主持讲座。讲座正式开始前，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原所长骆瑞鹤教授为杜教授颁发了“武汉大学长江论坛主讲人”纪念证书。讲座现场座无虚席，气氛十分热烈。

讲座伊始，杜教授就介绍了正在主持的《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讲到此项工作是为了补充清代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不足之处，以造福学界。杜教授指出了阮元在校刻《十三经注疏》时存在的掌握版本不全的缺陷，特别是对刊刻底本“十行本”年代的误判，导致阮刻本与其《校勘记》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必须要重新汇校整理。

接下来，杜教授简单计算了《十三经注疏汇校》工作量，指出校书不是简单的劳动，而是一项专业的学术活动。校书人需要具备版本学和校勘学两方面的知识才能完成工作。虽然《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工作量很大，在做这项工作时也可能得不到时人的理解，但确实对学术界有重要意义，值得杜教授带着他的团队常年累月地去做。当然，在汇校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收获和乐趣。在这一部分，杜教授再次重申了《十三经注疏汇校》是基础性工作，旨在方便大家。

随后，杜教授准确而生动地论述了版本学与校勘学的任务，并分别举例说明了各项任务的具体内容。版本学的任务有三：其一是确定版本的性质和年代，举了日本足利学校收藏的《附释音毛诗注疏》南宋福建刘叔刚一经堂刻本的例子，来说明版本学要弄清一本古书的书名、卷数、作者及年代、刊刻者等信息；其二是确定版本的质量，引用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周易注疏》卷末朱良裘的跋中“如覆得发，如垢得梳”之辞来证明确定版本质量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其三是理清版本的源流，借阮元在《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中对于经书刻板的源流梳理来加以说明。校勘学的任务有二，一是改正古书的错误，二是保存古书的异文。他举了《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和刘师培在《毛诗诂训传国风残卷跋》中所体现的“文本定位，只存异文，不辨是非”的观念，对这两项任务分析阐发。

为了说明版本学和校勘学相互为用的关系及阮元校刻《尚书注疏》时版本不全的问题，杜泽逊教授根据傅增湘先生的《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列出了阮元在校勘记中未提到的六种版本，分别是南宋刊单疏本《尚书正义》二十卷、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八行本《尚书正义》二十卷、蒙古时期平水刊《尚书注疏》二十卷、南宋福建魏县尉宅刻本《附释文尚书注疏》二十卷、明永乐元年刻本《尚书注疏》二十卷及乾隆武英殿刻本。杜泽逊教授也举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易正义》（标点本）卷三《观卦》中未纠正脱文的例子来说明进行《十三经注疏汇校》工作的必要性，他也指出当下的《十三经注疏》的本子仍然可以为大家所用，并非一无是处。

在谈及《十三经注疏汇校》选择何种底本的问题上，杜教授讲述了当时的艰难抉择历程。他分别指出了元刻明修十行本、李元阳刻本、毛晋汲古阁刻本、乾隆武英殿刻本以及阮元刻本的优缺点，并依次排除了作为校勘底本的可能，最后决定将万历北监本作为《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底本。同时，杜教授也讲了现阶段《十三经注疏汇校》所取得的一些新发现，并指出这些成果的产生很好的惠及了参与此项校勘工作的学生。近年来，山东大学评选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等重要奖项时，“校经处”学生获奖人数最多。为此，杜教授感到很欣慰。

在报告最后，杜教授再次重申了虽然《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工作面对很大压力，但仍会坚持将这份惠及后人的事业继续下去。

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师生踊跃提问。有的同学请教了杜教授在作《四库存目标注》时是如何取舍《涵芬楼秘籍》所收《各省呈进书目》和吴蔚祖校订的《四库采进书目》的。杜教授回答说吴蔚祖先生的校订本是有错误的，在校勘时要把《涵芬楼秘籍》和吴蔚祖先生校订本对照来看，且要以《涵芬楼秘籍》本为主要参照。武汉大学文学院青年老师王统尚则就讲座中的一处引文标点问题，与杜教授现场交换了意见。（文/周启来，图/叶子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