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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教与学革命”珞珈分论坛之名师网课】疫情网课实录:人类瘟疫与人文导引

发布时间:2020-09-16 发稿人: 点击数:

在新冠肆虐时期,在停课不停学的网课时代,“当灾难降临时,如何从人文精神的层面引导学生,则是教师的职责和使命之所在。在全民抗疫时期如何阐释并实施人文导引”,以达成对学生的精神引导与“成人”教育至关重要。李建中教授的《疫情网课实录:人类瘟疫与人文导引》对此做出了自己的思索与解读,从通识教育的层面堪称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文已经在双核心期刊《中国大学教学》(李建中.疫期网课实录:人类瘟疫与人文导引[J].中国大学教学,2020(04):61-64+88)发表,今征得李教授同意,录取全文,以飨读者。

李建中教授正在家中给学生上网课,图片由其本人提供



摘要这是一篇网课实录。狭义上讲,人类瘟疫是这门网课的特殊语境,人文导引则是这门网课的课名。广义上讲,人类历史,无论中外古今,瘟疫并非罕见,当灾难降临时,如何从人文精神的层面引导学生,则是教师的职责和使命之所在。在全民抗疫时期如何阐释并实施人文导引?以为元关键词,依次在四大层面实现人类共同体的人文关怀和人文追求:人的历史与使命,人的生命与爱恨,人的天性与审美,人的仁性与理性。

关键词瘟疫;人文;导引


汉语文献中的瘟疫最早出现在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有经瘟疫则不畏。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有疫,民皆疾也。[1]一个字,既标明了之流行性医学特征,同时暗含的跨时空性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传染性。某种特定的虽发源于特定的时空,但其影响则是无远弗届。古代如此,今天更不用说了。

《说文解字》无却有这个字比更厉害。关于,《说文解字》原文很简单:疠,恶疾也。而清人段玉裁的注很长,先是释义:古义为恶病,包内外言之。内科外科都在里面了。然后引经据典,阐释之厉害。段注讲了两个典故,一个出自《论语》,一个出自《诗经》。

《论语雍也篇》有伯牛有恶疾的记载。伯牛是孔子的学生,得了传染病,被隔离在家,不能见人。孔子关心自己的学生,还是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去看他,隔着窗子拉着伯牛的手说:难得活了,这是命啊!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病,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病!孔子的原话是: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2]几千年之后,我们读这段文字,仍然能够感受到孔子对学生的大爱,对人类命运的大悲悯。

《诗经》的十五国风有一首《芣苡》。一般的解释,是说芣苡(俗称车前草)的根可以治妇人不孕。但是《说文》段注引《韩诗》,说《芣苡》是伤夫有恶疾也诗人伤其君子有恶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发愤而作,以事兴。芣苡虽臭(嗅)恶乎,我犹采采而不已者,以兴君子虽有恶疾,我犹守而不离去也。[3]芣苡的味道很难闻,但为了治丈夫的病,女子仍不停地采摘,并且以此事明志:我要与病中的丈夫不离不弃。真是患难见真情啊!就像前几天武汉的一位男病友,去世前在遗书里问我老婆呢?

现在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汹汹之时,我们只能隔离在家以虚拟课堂的方式上课。其实,实体课堂离我家非常近,步行只要十分钟。然而,这十分钟的距离此时竟是如此的遥远,真的是咫尺天涯!这一节网课我讲三个问题,一是讲什么,二是怎么讲,三是为什么这样讲。

讲什么?八部中外经典及其以为核心的八个关键词。怎么讲?中西比较。为什么这样讲?既是中外人文经典的第一关键词,抗疫已然成为当今人类的共同使命,从而我们的人文导引课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一、人的历史与使命

我们人文导引课西学部分的经典,第一部是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二部是柏拉图的《斐多篇》。希罗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斐多篇》讲述的,也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在希罗多德和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之间,雅典发生了一场瘟疫。雅典瘟疫爆发于公元前430年,当时雅典正在与斯巴达打仗,雅典的军队在这场瘟疫中损失了1/4,战争也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古希腊另一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地记录了这场瘟疫。修昔底德不仅是雅典瘟疫的亲历者,同时他也染上了瘟疫。

最终是谁拯救了瘟疫中的雅典?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类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不是雅典人,他是希腊北边马其顿王国的一位御医,雅典瘟疫期间,他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逆行者: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雅典,一边抢救病人一边寻找病因。他发现整个疫区只有一种人没有染病:铁匠。我们中国有句俗话:打铁还需自身硬。那么,在疫情汹汹的雅典,打铁的人为何自身硬呢?希波克拉底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铁匠终日与火打交道,或许火可以防疫抗疫。于是,希波克拉底在全城各地燃起火堆以抗疫,终于用大火拯救了雅典,也拯救了雅典文明。以火抗疫的故事颇有隐喻意义:火是什么?火是人类文明之象征。汉语文化这个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卦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贲卦的卦象正是山下有火

古希腊与我们古华夏(春秋战国)一样,同处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期。从轴心期时代到全球化时代,人类三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大大小小多少场瘟疫?最终的结果是人类战胜了瘟疫,而且历经磨难,愈磨愈坚。为什么?因为人是有使命感的。人文导引中学部分的经典我们选了《史记》。司马迁在《史记》里讲使命:英雄使命、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在这场全球性的抗疫战争中,我们武大人、武大的校友都是有使命感的。大家都知道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是武大2004级医学院学生。还有武大的校友阎志先生是著名企业家,武大的卓尔体育馆就是他捐赠的。疫情爆发后,阎志包租十多架飞机从国外采买医用物资,并成立了卓尔应急医院,还建了几座方舱医院。这些有使命感的武大人是会载入史册的,是会传之后世的,如同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司马迁的《史记》。这就是人文导引的第一组关键词:历史与使命。


二、人的生命与爱恨

大写的作为一个”——人类,一旦进入历史就不会死去。或者说,人的精神和使命是不死的,这就是上图左侧所标示的不死之人。但是,个体的人,或者说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是一定会死去的,也就是图1右侧所标示的必死之人。在必死之人的题目下,我们讲西方的《斐多篇》和东方的《红楼梦》,无问西东,探讨的都是人的生命与爱恨。《斐多篇》写苏格拉底之死,如此从容,如此思辨。《红楼梦》写众多少男少女之死,如此凄美,如此悲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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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导引还选了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刘勰之前,司马迁之后,中国也有一场大瘟疫,我把它命名为建安瘟疫。据《后汉书》记载,建安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17年,是岁大疫。曹操《蒿里行》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植《说疫气》写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武大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写到:三国时期(263280年),也就是建安瘟疫之后,中国的人口锐减,从东汉永寿三年(157年)的5600万人下降到760万人,下降率是86.4%。直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人口才有所上升[4]

大家都知道建安七子,他们是那个时代很重要的诗人和文学家,因而建安七子是一个名垂千古的文人集团。建安二十二年,建安七子中有五位,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和王粲,均死于建安瘟疫,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悲惨事件。建安二十三年,当时还是太子的曹丕,在给他的好朋友吴质写信,对建安瘟疫悲慨不已,对好友的亡故悲痛万分: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曹丕还将死者的诗文编为一集,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曹丕后来在那篇著名的《典论论文》中,将他对个体生命之短暂的悲叹,上升到对文学不朽的赞美: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要珍惜生命,要只争朝夕。

19世纪著名的俄罗斯思想家和文学家赫尔岑,在他的《往事与随想》中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精神的肺,必须像身体的肺一样坚强,足以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去吸取氧气。这里说的精神的肺,就是人的灵魂、人的思想、人的品位,也就是人文精神、人文情怀。我们要有高尚的灵魂,而这高尚的灵魂必须要安放在健壮的身体里。生命重于泰山,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提高免疫力,经受瘟疫的考验。全民抗疫时期,人们常说的一个词就是抵抗力。抵抗力既是身体的(也就是赫尔岑所说的身体的肺),更是精神的,也就是精神的肺。经此大疫,我们最后能不能挺住,能不能安然无恙,能不能健康地活下来,能不能在解禁之后平安返校,首先取决于我们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健壮的体魄和灵魂,有没有像身体的肺一样坚强的精神的肺


三、人的天性与审美

人文导引的西学经典,还有一部《审美教育书简》,作者是18世纪德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和美学家席勒。大家都知道贝多芬的《欢乐颂》,而《欢迎颂》的词作者就是席勒。席勒是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前呢?是一场大瘟疫,我把它命名为佛罗伦萨瘟疫。佛罗伦萨瘟疫爆发于1347年,这一年,有七男三女为了躲避这场瘟疫,逃离佛罗伦萨,来到一座乡村别墅。隔离期间,为了打发漫长而无聊的时光,有人提议讲故事,每个人都要讲,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讲了100个故事,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文学经典《十日谈》。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揭露中世纪教会的虚伪,批判禁欲主义,歌颂爱情和自由,成为早期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3471351年爆发的佛罗伦萨瘟疫开启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如果说,公元前3世纪的雅典瘟疫,希波克拉底用大火拯救了希腊;那么,公元14世纪的佛罗伦萨瘟疫,薄伽丘用文学拯救了欧洲。当人类面临巨大灾难时,靠什么来救赎?文学与审美。作为一种灵魂的救赎,对于抵抗瘟疫,对于提升疫区中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文情怀,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关于以人类瘟疫为题材的文学经典,除了《十日谈》,还有英国作家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和英国作家丹布朗的《地狱》,等等。

我们将《审美教育书简》和《庄子》放在一起讲,也有文学救赎的意图。与席勒一样,庄子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席勒讲审美,庄子讲天性。《逍遥游》讲天池,讲地上的人要有的视角或视野。《齐物论》讲天籁,讲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和大辩无言。《养生主》讲天理,讲庖丁解牛式的游心于虚和游刃有余。《秋水》讲天机,讲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庄子》一书中诸多以为词根的关键词,有一个共通的所指:敬畏自然,顺其自然,也就是《老子》的道法自然。置身于大疫之中,我们愈来愈看清人类的一大通病:对自然和自然界的生物缺乏敬畏之心,什么都想吃,什么都敢吃,破坏生态,破坏平衡,最终导致病毒泛滥,导致人类灾难。中国文化历来有天人感应之说,地上的如果对和天地间的其他物种缺少敬畏和怜悯,或迟或早是要惹天怒、遭天谴的。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的问题,值得认真反思,值得深入研究。


四、人的仁性与理性

作为自然的人,人是审美的、自由的,但作为社会的人,人又是理性的、不自由的。因为生活在大地上的人要受各种各样的约束,有各种各样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隔离在家。而以救死扶伤为职业和己任的医务工作者,又必须战斗在抗疫第一线。前面提到的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小说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有一句著名的话:与鼠疫斗争的第一方式,只能是诚实。”“诚实,也就是武大的校训求是。在此次疫情中,一线医护人员表现出职业性的诚实或真诚,敬职敬业,尽力尽心,所谓医者仁心。正如一位方舱护士在她的诗中所写到的:我只是在执行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据《论语》记载,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孔子回答:仁者爱人。对于医务工作者,这里的爱人就是爱病人,就是尽职尽力抢救病人。

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要将《论语》与《国富论》放在一起讲?前者是中国哲学和伦理学的对话录,后者是西方经济学的经典,二者有何关系?有关系,其关系就在二者的两个关键词:仁性与理性。《国富论》的理性特指经济人的利己之心。亚当斯密的一个基本思路是:社会分工下的人,出于个人利益参与经济活动,靠着市场经济这双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个体的经济活动客观上给他人带来利益,并最终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概言之,《国富论》的理性,讲的是利己中的利他,正如此刻大家所做的那样,理性隔离,收敛各种欲望,为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而自我关闭,克己而利他人,克己而利社会。

那么,《论语》的仁性呢?则是与《国富论》的理性相对应的利他中的利己。仁者爱人,当然是爱他人。但这里的爱他人并非是墨子式的兼爱或泛爱,而是有等差有先后顺序的爱,也就是后来《孟子梁惠王》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这也就是先秦儒家以血缘为中心的爱。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的核心是夫妻,道理很简单:没有夫妻,何来父子兄弟?而君臣朋友分别是父子兄弟的延伸或外衍。前几天,武汉有一位病友,因新冠肺炎病故,弥留之际写下一封11字的遗书: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本埠一家报纸的记者报导此事时,将后面四字删掉了。此事引起很大的争议,大多数读者都批评记者破坏了新闻的真实性。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真实性,而是记者完全不懂中国传统文化,记者删掉的不是四个字,而是删掉了之所为仁也就是人之仁性的出发点和初衷,因而也是删掉了先秦儒家文化的精华。

八部经典,八个关键词,中西比较,两两相连,凝聚为四大命题:《历史》和《史记》对应人的“历史”与“使命”,《斐多篇》和《红楼梦》对应人的“生命”与“爱恨”,《庄子》和《审美教育书简》对应人的天性审美,《论语》和《国富论》对应人的仁性理性,经典与关键词整合在这样一个宏大的结构或系统里。总括起来说,我们人文导引课的八部中外经典和八个以为核心的关键词,共同指向或者说回答三个问题:何为”?成为何“人”?何以成“人”?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人类瘟疫的故事。上学期大家都上过自然导引课,那门课有一章讲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牛顿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本科生,1661年考入剑桥,1665年毕业留校。正是牛顿毕业留校的1665年,伦敦爆发了一场大瘟疫,剑桥停课,师生逃离伦敦躲避瘟疫,牛顿只好回到他的老家。也正是在隔离期间,牛顿躺在故乡的苹果树下,被苹果砸中,砸出了“牛顿第一定律”。由此可见,因瘟疫而隔离也并非全是坏事。正在听我讲课的各位本科同学,因疫情而隔离在家,会不会和337年前“伦敦瘟疫”时的剑桥本科生牛顿一样,有新的重要的发现?

注释:

①“人文导引”是武汉大学的一门基础通识课,全校大一学生必修。中国大学MOOC平台免费向全社会开放课程视频。

参考文献:

[1][3](汉)许慎撰. 说文解字注[M]. (清)段玉裁,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52, 350.

[2]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58-59.

[4]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29.

[5]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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