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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文学史为什么选择了杜甫

发布时间:2018-04-16发稿人: 点击数: 1197

414日晚,武汉大学珞珈讲坛第230讲在樱顶老图书馆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刘跃进教授应邀开讲。刘跃进教授以“文学史为什么选择了杜甫”为题,与我校师生分享了自己关于杜甫诗歌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的再思考。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教授为其颁赠珞珈讲坛纪念牌,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涂险峰教授主持讲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夏义堃,长江学者、武汉大学文学院陈文新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来明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曹建国教授、吴光正教授、钟书林教授等出席。

刘跃进教授首先梳理了杜甫诗歌史地位的确立过程。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八世纪中叶,又是这个黄金时代最耀眼的篇章,以李白、杜甫为杰出代表的众多一流诗人,相继登上诗坛。相比生前便名满天下的李白,杜甫则不为世人所重。杜甫死后四十三年,元稹为其做墓志铭,赞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专”,给予极高的评价。至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高”第一次将李杜并称,到晚唐孟棨《本事诗》称杜诗为“诗史”,再至明代杨慎首次使用了“诗圣”概念,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提升,并最终确立了其崇高地位。

结合杜甫的生平与创作,刘跃进教授从“杜甫的自信与自卑”“杜甫的沉郁与顿挫”“杜甫的漂泊与流亡”三个方面揭示了杜甫之所以被经典化的原因。杜甫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这与其远祖的武功儒术、祖父的文学传统、皇室的姻亲血脉、盛唐的豪迈自信息息相关。杜甫十四五岁时开始“出游翰墨场”。近十年的壮游过程中,杜甫由最初“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踌躇满志,转变为科举不顺后“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落魄自卑。杜甫在长安蹉跎十年,始终未能得志,这使他的诗风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刘跃进教授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例,具体说明了令文人们又爱又恨的长安给杜甫创作带来的改变。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人生进入“漂泊与流亡”的状态。从写自己离别感受的《羌村》《北征》,到写达官权贵丧乱的《哀江头》《哀王孙》,再至写百姓战乱之痛的“三吏”“三别”,战乱中的离别体验成为杜甫诗作的重要题材。离开长安后,杜甫漂泊十年,在陇南、成都间辗转。回归家乡代替政治抱负成为了杜甫最迫切的愿望,他的心态也随之变化,《绝句》《秋兴》《登岳阳楼》等诗皆是这个阶段的作品。而杜甫最终也没能到家,他的生命结束在归家途中的湘江小船上。

在对杜甫的经历和作品重新了解的基础上,刘跃进教授总结了杜甫的文学思想和杜诗的历史价值。杜甫推崇如庾信一般的“凌云健笔、意绪纵横”,肯定如屈原、宋玉一样的深情,恪守格律,对前贤有所继承、有所创新。考察杜甫诗作的经典化过程,可以得出结论:文学不能离开时代,文学不能离开人民,文学理应表现崇高。

“文学理应表现崇高”的观点得到了听众们的积极回应,中国的悲剧如何定义、杜甫怎样继承了建安风骨也成为互动环节中的交流话题。刘跃进教授的讲座既充满诗性的浪漫,也饱含对现实社会的关照。一场关于杜甫的讲座带来的不只是文学学科的知识,从中展现的杜甫和主讲人共有的家国情怀、人文关怀更使到场师生获益匪浅。(图文:张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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