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新闻中心 > 媒体关注

我与楚辞

发布时间:2017-10-31发稿人: 点击数: 1446

楚天都市报讯 □特约撰稿尚永亮


    读书故事
    尚永亮,武汉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组专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柳宗元研究会会长、中华诗教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日、德、法等海内外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已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译文200余篇,承担多项国家、教育部课题,1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学术奖。

    最初接触《楚辞》是在1978年的大一课堂上。给我们上古代文学课的赵光勇老师在讲完《诗经》后,开始讲极具难度的上古第一长诗《离骚》。赵老师口才算不上一流,但学问好,讲得细,对每一字词、句意都详加解说,有些疑难问题还要专门考辨。以致一篇《离骚》,足足讲了近半个学期。那段时间,我被这篇作品深深吸引住了,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遭际、深婉哀愤的情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志节,都深深打动了我,于是“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赵老师的课还未讲完,我便能将这篇长达370多句、近2500字的作品倒背如流了。
    就在我如饥似渴地沉湎于屈原作品的时候,一件突发的事件打断了我的学习进程。1979年初春,家母查出癌症。听到这一消息,我焦急万分,五内如焚。母亲辛苦操劳一生,刚过花甲之年,即得此绝症,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为了给母亲治病,我毅然向学校请了长假,东赴中原,南入商山,西至关西,四处延医求药,并在医院陪护老人,由此耽误了大半年的学业。为了不至在学习上被拉下过远,我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在求医的路途、候车的间隙、病房外的走廊,坚持阅读、记诵古诗文,而涉及最多的,还是《楚辞》。在传世的25篇屈原作品中,大概除了《天问》,其他篇章都是在这期间背诵下来的。
    记得在南郊铁路医院陪老人做化疗的三个月时间里,我把学校图书馆可以借到的《楚辞》注本都借了来,摆放在租住的一间仅几平方米小屋的床上,时时翻览。其时正当盛夏,天气酷热,又无风扇,房间根本待住人。我让母亲在外边的树荫下乘凉,一人猫在屋中,光着脊梁,肩上搭条毛巾,一边擦汗,一边围绕《楚辞》原文,将借来的书一本本地细加对勘、研读,力求搞清每句话、每个字词的含义和相关解说。几个月下来,不仅深化了对屈原作品的体悟,而且对汉人王逸《楚辞章句》、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以及明人汪瑗、清人王夫之、蒋骥等人的相关研究,都有了一个较系统的了解。回想起来,这段时间虽未在校听课,但就阅读的深度和广度言,似乎比在校学习的收获还要大一些。
    1979年11月,经过近一年的治疗,终因回天乏力,老母病逝。这给我精神上造成极大打击。回到学校后,我几乎谢绝了一切交游活动,把一颗痛苦的心灵全部投放到了专业学习中,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图书馆和教室之间。有时夜半时分回到宿舍,同室的同学往往已睡醒了一觉。
    随着对《楚辞》研读的深入,发现的疑难问题越来越多,于是一方面扩大阅读范围,一方面围绕文本作深入思考,相继写成《屈原生年榷论》《刘勰对屈原及其辞赋的态度》《屈原人格与屈赋风格》等文。于此同时,我还对屈原的流放年代、地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结合内证和外证,草成了《论〈哀郢〉的创作和屈原的放逐年代》近两万字的初稿,并在全系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为惟一的学生代表,作了近一个小时的宣讲,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较高肯定。这篇文章于1980年发表在《陕西师大学报》上,随后获得1981年陕西省第一届社科论文优秀奖,由此大大增强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此文刊出不久,我即收到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七八级一位同学寄来的商榷文章,经几度信件往返,我们成了未识面的好友。后因他的热情相邀,我于1981年初夏第一次来到白云黄鹤之乡,接着南下洞庭、汨罗。眼观滔滔江水,遥想当年屈原行吟泽畔的情状,不禁感慨万端。由此对纸上得来的知识,也有了更为切己的实地体验。
    1982年春,我毕业留校任教,教研室安排我从事元明清时段的教学任务;此后随着读硕读博,研究方向又转向唐宋文学,由此渐渐远离了我所喜爱的先秦文学和《楚辞》。不过,其间有几件事,又使我与《楚辞》发生了时断时续的关联。
    一次是19826月下旬,因武汉大学胡国瑞先生的关照,我受邀参加了在屈原故里秭归举办的首届屈原研讨会,得以聆听前辈学者和同道的高论,并由张国光先生推荐,在《长江文艺》发表了《评徐迟〈九歌—古代社会各阶级的画廊〉》一文,随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产生了一定影响。因年轻气盛,此文在用词上对徐先生多有冒犯,今日想来,不无追悔,但其基本观点却是大体无误的。
    另一次是1984年,上海师大的马茂元先生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拟编纂《楚辞研究集成》这一大型丛书。因机缘巧合,我得以侧身其列,与两年前在屈原会研讨会上结识的潘啸龙、汤彰平、王从仁诸友人一起,编成《楚辞评论资料选》一书,于1985年出版。通过这次的文献爬梳和整理,我对《楚辞》的影响以及后人的接受态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第三次是1997年秋季,因学科建设的需要,我来到当年屈原曾留下足迹的武汉工作。既触景生情,又因初到异地,摆脱了许多杂务,便想利用一些时间来重理旧业,对当年曾下过一些功夫的《楚辞》及其传播接受脉络做一番考察。于是,花了近两年的时间,陆续写出多篇文章,最后结集成《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一书,于2000年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一文,还获得了湖北省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虽然此书在系统性上不无缺憾,但从接受史角度来研究《楚辞》,倒是走在了前列。
    最后一次是近几年,因承担国家课题的缘故,我又一次将兴趣点转向了先秦时代,从弃逐文化的新视角考察屈原和《楚辞》,先后撰写了《〈离骚〉与早期弃逐诗之关联及承接转换》《〈离骚〉的象喻范式与文化内蕴》《回归:流亡者的心理情结与逻辑展演》等文,由此构成《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一书的若干章节。有了这部书,我想,我的《楚辞》研究大抵画上了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
    这些年来,我的研究重心虽然早已转向了唐诗,但内心深处,仍留有《楚辞》刻下的深深印痕。“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当想起屈原在两千年前说的这句话,渐趋懈怠的我便有了某种时不我待的警觉,也强化了取法前贤、不断求索的动力。


上一篇: 陶渊明的另一面 下一篇 : 袁子弹最难忘 武大岁月
版权所有 © 武汉大学文学院 地址:武汉市珞珈山 邮编:430072 鄂ICP备0000000
Powered by JL-TECH
教师专区登录

规章制度检索 请输入教师学工号